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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彭揚凱（OURs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、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召集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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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台灣接連發生數起重大的違建火災傷亡事件，公共安全乃至違規排除再次成為各方批評焦點。

一如前例，中央、地方政府又「再次」向違建宣戰，陸續拆除了多處違建租屋，惟眼看明年地方選舉將至，此作為能否持續頗值得觀察。

無獨有偶，北京11月也因違建火災造成19死8傷，便展開大排查，瞄準主要位於四、五環的數萬處違章建築，雷厲風行進行拆除，並端出清除「低端人口」論點，頓時引發中國國內乃至國際媒體的關注。

違建住房拆除做不做得到，兩地各有其制度脈絡背景，但這非本文想要探究的。

筆者關注的是，其背後的共通社會現象，即居住者絕大多數為社經底層、移工（農民工）；以及，拆除後，這些人要住哪？

打從工業革命以來，因都市人口增長速度遠超出住宅供給，大規模不符健康安全的「非正式」住房成為各個發達國家的通病，當年恩格斯在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》一書，對此便有詳盡的調查描述。

然由於此現象將衍生嚴重的社會矛盾與公共衛生安全問題，遂催生出國家介入住宅市場、制訂住宅政策之體制。

百餘年下來，各國逐步發展出諸如住宅安全標準、購屋融資體系、租屋市場管理、社會住宅興辦、都市更新重建等作法。

其演進的脈絡重點可總結為，落實國民「居住權」之保障。

那問題就解決嗎？當然沒那樣簡單，這關乎不同國家的體制與發展進程。

上焉者如歐陸荷蘭、德國有相對完善的住宅體系，但城市中存有大量人口住在違建區的國家亦不少，赫赫有名如墨西哥、巴西、印度等。

對這些國家而言，在住宅體系不到位的現實下，允許違建住房存在除了是政治現實的妥協外，更有其經濟理性邏輯與社會價值支撐。

經濟面來說，需要各種類型的勞動力來維持城市必要之服務與運作，套用北京的用詞，即城市需要「低端人口」。

就社會面而論，居住權要放在宏觀的「都市權」（right to the city）方能踐行，作為公民，既使是「低端人口」，依舊有主張合理、平等的獲得住房、交通、教育、就業資源的權利。

回過來看前面的提問，不論是台灣或北京，政府在住宅政策投入不足，當是違建住宅出現的基本根源；不同者，中國城市仍處於持續擴張階段，其問題的規模與嚴峻遠甚於台灣。

解決違建住房問題，要供給與排除兩手並進；換言之，光拆並無法保障這些人「居住權」，此道理兩地皆然。

不過，北京看來另有它想，沒有兩手、只出一拳，舉洪荒之力來清除「低端人口」，從根本否定這些人的「城市權」，自不用探討「居住權」何在！

去年方舉辦的第三屆聯合國住房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大會，結論建議各國積極面對「全球有10億貧民居住在10萬個城市100萬處貧民區」的挑戰。

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、擁有最多都市化人口的中國，在「新時代」舵手引領下，顯然是要對此一挑戰給出不同普世價值的詮釋與答案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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